从2013年至今，鄂尔多斯市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2020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沙进人退、“黄魔”肆虐的鄂尔多斯，如今何以让鲜明“绿色”为标识的荣誉叠加一身？是一个多甲子、痴心绿色梦的驱动，是前赴后继、党政军民义无反顾的抉择与苦斗。

  沙漠、沙地、砒砂岩占据国土面积的62.1%，暴彦巴图却说：“沙漠既是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最大危害，又是伊克昭盟最大的财富。只要改造好，利用好，它同样会为伊盟人民造福。”

  1960年初，时年38岁的暴彦巴图接任伊克昭盟盟委职务，当年夏季的一天，他接到自治区财办领导的电话说“今年农民的口粮又减少了100斤”。

  暴彦巴图心里一惊，思忖着，这几年农民口粮七折八扣已经够紧了，又减了这么多，今年又是灾年，农民怎么吃饱肚子呀！

  “以粮为纲”的引领，国需、民用这“两座大山”的重压，“伊盟盟委在无奈的情况下开荒（是牧区的草场，而不是荒地）200多万亩。1962年雨水还好，就吃了这一年的粮食，以后就全部沙化了，等于投入上万劳动力，助沙化一臂之力。”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体书作《大漠微踪》中暴彦巴图痛心疾首地写道。

  20世纪60年代，伊克昭盟面积为8.6万平方公里，而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就占去了2.5万平方公里。隐蔽或公开的开荒，使全盟沙化面积猛增到3.05万平方公里。这部分土地农不能耕，畜不能牧，而且还恣意横行，贻害四方。

  “为伊克昭盟寻找一条良性发展之路，早日扭转被动局面。”暴彦巴图和他的一班人把一个紧迫的课题背负在身。

  倪驼羔是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伊金霍洛旗毛乌聂盖公社社员，他用沙柳在自留地周边营造了一圈防风林，还在农舍附近的山上栽了不少树。几年中，本是沙质的自留地保持稳产，山上的树竟也成活了。

  达拉特旗园子塔拉林场劳动模范徐治民则送给了暴彦巴图另一个惊喜：他用5年时间，在闲置的2万多亩沙地上种活了各种树木2700亩，围沙种草、封沙育草1.4万亩。还在沙沟里培育了一块水浇地，小麦单产最高达到200斤左右。

  还有准格尔旗调研、考察的畜牧局长王玉桢多次深入库布齐沙漠腹地全面总结了柳树湾大队种植草木樨、改造河滩沙地的经验。

  一个典型开辟的是一条治沙小径，三个典型创造的就是一条改造沙漠的通天大道。一个前所未有的理念在暴彦巴图的脑海中成型，一个口号响亮地提出：向沙漠要树、要草、要牲畜！

  随后，伊克昭盟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生产方针，大抓种树、种草，建设基本农田的决议》问世，种树、种草、基本田，简练、鲜明、响亮的“七字诀”被总结了出来。

  “‘七字诀’一经提出，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鄂尔多斯的千家万户，立即唤起了全盟各族人民群众种树种草、建设基本田的热潮。”在《大漠微踪》中，暴彦巴图欣喜地描述道。

  据记载，1964年当年，伊克昭盟人工种植的优良牧草，就从历年累计的58万亩上升至95万亩，1965年和1966年相继增长；这3年人工种植的柠条也累计达80万亩，3年共种树127万亩，平均比往年多三倍有余。

  1981年8月4日上午，一群社员聚集在东胜县柴登公社办公室的门口，七嘴八舌地与副社长李焕“争吵”。这么多农牧民集体“”主要是因为草籽，一种叫柠条的草籽。

  一年前的6月，伊克昭盟盟委、行署作出了《关于大力建设以柠条为重点的灌木草场的决定》，提出在“10年之内建设1000万亩柠条灌木草场的长期建设任务”。几乎是刹那间，伊克昭盟农牧民种柠条的热情急骤升温。

  看着一束束饥渴的目光，李焕打心里高兴。他提高了嗓门，底气十足地说：“三天三夜了，我走到哪里都是和你们一样要柠条籽的社员。前几天，马副盟长来过咱公社了，亲眼看了咱们种柠条的积极性，他回到盟里，已经把咱们的情况告诉了千书记。领导表态说，柠条籽再紧张，也要先满足大家公社的需要，过几天就运来啦！”

  李焕说的千书记叫千奋勇，是3年前上任的盟长，之后又接任了盟委书记。就是他，再次点燃了种柠条这把“火”。

  1980年4月5日，伊盟召开全盟春季植树种草有线广播动员大会。面对全盟百万人民和全体党政军领导干部，千奋勇响亮地提出：建设与保护生态，是伊克昭盟“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

  伊盟行署专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盟各地大力采集柠条籽种。资料显示：“到了1981年，到处掀起了种柠条的热潮”，当年“种植柠条实播面积100余万亩”。“从此以后，千奋勇每年主持召开一次柠条会议，并多次以盟委、行署的名义发文件。”东胜县出现了一批“柠条书记”“柠条社长”“柠条干部”，他们一面发动群众种柠条，一面身先士卒。仅仅两年多时间，伊金霍洛旗就见到了“柠条效益”。到1982年，全旗种植各种林木182万亩，包括柠条在内的各种优良牧草20万亩，封沙育草60万亩。全旗300万亩流动、半流动沙丘有200多万亩被治理锁定，春天，农民播一次种便可捉苗，粮食产量稳定提高，牲畜数量质量双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鄂尔多斯市有50万人口，到21世纪初增长了3倍多，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需求与存量的矛盾、发展与环境的矛盾“递”在了又一“棒”领导人的手里。

  1999年12月，伊克昭盟盟委新一届领导班子诞生。仿佛考验这一班新人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智慧，伊克昭盟连续3年的大旱，“赤地千里，80%的草原沙化、退化，森林覆盖率仅剩下了12.16%”。其生态之脆弱再次暴露无遗。

  恰在此时，另“一扇门”悄然开启。改革开放20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走新型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之路，已被慢慢的变多的鄂尔多斯人所认知；资源优势逐渐向经济优势转化，财政收入比20年前增长了近90倍；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改善和保护西部的生态环境”提上更重要的地位……新班子和鄂尔多斯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因势而谋。彻底改变落后的农牧业生产方式，闯出一条新型的农牧业生产方式之路；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良性循环。

  顺势而为。2000年，伊盟盟委、行署做出了一个日后被媒体称为“绿色风暴”的《决定》，其生态治理方面的部署是禁、休、轮：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40%草原禁牧，其余的60%草原休牧、轮牧；占全盟国土面积一半的生态极端退化地区为生态自然集中恢复区；牛羊实行舍饲、半舍饲；结合城镇化建设，40多万农牧民退出草原，其数量占近半农牧民人口。以此求得生态的自我平衡、自我修复，做到人退沙也退。

  对于草原牧民来说，“游”已经固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且融化于血液里。从游牧到定居尚可接受，然而把牲畜围在圈里舍饲，却一时难以理解。一些牧民先是硬扛，你不让放牧我照放不误。后来改白天放牧为夜间放牧。地处库布齐沙漠北端的达拉特旗农牧民愈加绝情，大量出栏或宰杀牲畜。一时间，该旗的大小牲畜总数从86.8万头（只）锐减到65万头（只）。

  “风暴”的那一端，广播宣传、张贴布告、乡镇干部大会、农牧民群众大会，说明解释政策。与此同时，奖、惩、保三大政策迅即跟进：对先禁牧的农牧户在畜种改良、棚圈和青贮窖建设、优良牧草种植等每个方面优先提供贷款；为转移农牧民提供“五个一”保障，即提供一套住房、培训一项技能、找到一份工作、落实一份社保、发放一份补贴，确保转移后留得下、住得好、快致富。以乡镇为责任单位，第一次发现偷牧，财政扣款10000元；第二次发现偷牧，主要领导引咎辞职。对屡禁不止、继续偷牧的农牧民，责成监督执法部门巡回检查，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处在阵痛期的农牧民猛地发现了“新大陆”：大旱还在持续，草原却意外地出现了新绿。

  2001~2007年，鄂尔多斯市（此时已撤盟改市）粮食产量由13.3亿斤增加到27亿斤，牧业年度牲畜头数由615万头（只）增加到1350万头（只）；2000~201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平均以每年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15年完成森林覆盖率14.34个百分点，超过过去51年的总和。

  大自然作出了公允又权威的裁决，传统观念折服了眼见为实。曾经打过“游击”的鄂托克前旗塔班陶勒盖嘎查的牧民王楚格回忆说，他家在毛乌素沙地西北部，有近4000亩草场，“禁”的政策出台前散养着600多只绒山羊，连年过度放牧造成近半草场严重沙化，其中有1000多亩草场上到处是起伏的沙梁。眼看草场有被流沙吞没之忧，王楚格把草场分成两片轮牧，小规模种植玉米作饲料，“几年下来，牧草真的长得又多又高”。

  “政策是对的，现在我完全接受。”王楚格感慨地说。近些年，他种植柠条、羊柴改良草场，现在他家圈养了400多只羊，种了300亩青贮玉米和苜蓿，牧场里满目绿色。

  与王楚格一样，如今保护生态已经内化于农牧民之心，“政府一道禁令，富了一方百姓”之说也不胫而走。

  2013年，在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巴音温都尔嘎查写下了当代“天方夜谭”——沙漠里养螃蟹。“死亡之海”库布齐沙漠是“生命禁区”，何以容得螃蟹这种水中的精灵存身？

  巴音温都尔嘎查濒临黄河南岸，冬季黄河下游先封河，春季黄河上游先开河，每年这两个时段大量流凌在此堆集，极易卡冰结坝，形成凌汛灾害。与此相反，比邻的库布齐沙漠却因严重缺水，生态环境极其恶劣。

  2013年，一个大胆而又智慧的想法在杭锦人心中萌生：引凌汛之水“入驻”库布齐沙漠，变“死亡之海”为“绿色之海”！

  创造了穿沙公路奇迹的杭锦人再次展现了“穿沙精神”——2013年开始在凌期将凌水引入库布齐沙漠腹地，到2019年引凌工程形成湿地近120平方公里。

  水来了，沙漠绿了，水生态库区长满了芦苇、蒲、红柳、水草等20多种植物，20多种飞鸟栖息翱翔，鱼虾蟹畅游水底，周边人工种树2万多亩，成活率达到90%以上。同时，湖泊、湿地给周边农牧民带来致富机遇，让他们端上了生态“金饭碗”。杭锦人的下一步目标是把水生态项目向下延展，形成湿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路径的认知，为鄂尔多斯荒漠化治理注入了新动力。

  自2007年在独贵塔拉建成当时全国顶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示范电站之后，库布齐沙漠成了光伏电站的集聚地，13个“新能源+生态治理”大型项目相继落户，其中仅达拉特旗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就完成生态治理面积6万多亩，由此而衍生、集种养殖于一体的（光伏）“板下经济”，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2023年8月18日，一场注定载入我国治沙史的攻坚战——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在达拉特旗库布齐沙漠全面启动：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四水共治”，一体推进治沙、拦沙、锁沙工程，确保黄河长久安澜。

  库布齐沙漠传出又一条令人惊奇而又欣喜的消息：沙漠土壤化。2022年8月，杭锦旗吉日嘎朗图镇黄芥壕嘎查的沙漠生态修复示范基地里，一大片四周被沙山环绕的农田则完全被绿油油的庄稼覆盖。这块面积达2500亩的“环保沙改生态圈”项目，是杭锦旗人民政府引进的重庆交通大学科研成果。重庆大学科研团队使用创新研发的植物纤维黏合剂将沙子改造，使其具有土壤的性能，以此来实现了“沙漠土壤化”，创造了农作物在沙漠里的产出能力。

  与此同时，准格尔旗也传来喜讯，在该旗的二老虎沟，东南大学一个名为“点荒成林”的项目取得巨大成功，山地苹果、酸枣、欧李和枸杞等的“欣喜”落户，彻底颠覆了对砒砂岩的传统认知。

  据鄂尔多斯市林草局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库齐齐沙漠治理面积相当于前20年治理的总和，累计取得290多项治沙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是前20年的5倍多。

  “温暖全世界”“黑金流淌”“天堂草原”……鄂尔多斯是富裕、美丽之所。同时，它又曾经被视为悬在北京头上的“一盆沙”。端掉这“一盆沙”，再造绿水青山，鄂尔多斯全民皆“兵”，留下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在鄂尔多斯说起治沙先驱，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宝日勒岱。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19岁的宝日勒岱从几里地之外背回沙蒿、沙柳苗种在了房前屋后，没想到，到了秋后它们居然都活了。从此，在乌审旗布日都大队的毛乌素沙地上终于见到了人工增绿，而这位蒙古族女性也与治沙结下了近一个甲子的不解之缘。

  针对这里干旱、风大、沙丘流动的特点，宝日勒岱与社员们创造了三大治沙“真经”：雨季抢栽、“穿靴戴帽”、围封育草。实战中，他们还总结出了“乔、灌、草三结合”的方法，在乌审旗布日都大队田野上形成了三层牧场。乌审召苏木有一条20多里长、三四里宽的林带，就是宝日勒岱任公社书记时，带领红领巾及机关干部、职工、农牧民营造的。

  20世纪70年代，宝日勒岱担任了乌审旗旗委书记，之后的15年时间里，她一直把工资交给大队，与社员一起记工分，参加大队的劳动，种树种草，改造沙漠。2003年1月，宝日勒岱从自治区领导岗位上退休后，立即回到了乌审召，与牧户合作，承包了10000亩沙地，营造防风林带。

  1996年2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第八次政府间谈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非政府组织代表席中印有CHINA字样的标牌后面，端坐着一位东方女性，她就是王果香，我国首次被邀请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之一。王果香在大会上作的《基层妇女在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的作用》的发言，也把鄂尔多斯人的种树经验带给了世界。

  1975年，21岁的王果香在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高头窑乡任团委书记兼妇联主任，她就带领妇女们开展“妇女每年每人栽10棵树”和营造“妇女工程林”活动。1987年，王果香担任达拉特旗树林召乡的副乡长，她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深入田间地头，制定近期和远期绿化规划，请来果树栽培专家，先后培训近万名群众。王果香点燃的绿色星火在库布齐沙漠北缘形成燎原之势，全乡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24%，植被覆盖率达40%以上，昔日荒芜的树林召乡已经呈现出村村林成片、路路树相连、田间织林网、庭院果飘香的喜人景象。

  宝日勒岱、王果香只是鄂尔多斯治沙造林人的冰山一角，20世纪70年代有把家搬进沙漠中植树造林的沙木腾，20世纪80年代有以拼命精神带领群众“魂系毛乌素”的王玉珊，20世纪90年代有没要国家一分钱将3万多亩沙漠变成了绿洲的殷玉珍……到了新世纪，依旧英雄辈出，“青年林”“教育林”“知青林”“组工林”“国防林”等俯拾皆是。据鄂尔多斯市林草局统计，仅2018年，全市就有2734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栽植各种乔灌草木25433.33万株，建成义务植树基地199个，面积达42.99万亩。

  就在鄂尔多斯市党政军民与荒漠化苦斗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位科学巨匠给沙漠戴上了一顶桂冠——沙产业。这位科学巨匠就是家喻户晓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1984年12月23日，钱学森提出了指导中国21世纪发展的产业革命理论——第六次产业革命，并把该项建设分为五个方面，沙产业是其中之一。

  赵永亮成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掌门人后，他拿出羊绒加工积累的原始资本去开辟沙柳产业、治理库布齐沙漠后，质疑声、劝阻声不绝于耳。从未有过的压力，从未有过的挫折，从未有过的茫然，几乎在一夜之间同时落在这位43岁的民营企业家身上。这时，赵永亮想到了钱学森。2001年5月20日，一封企业家恳请指点迷津的信飞到功勋科学家的手中。信中，赵永亮详细汇报了公司沙柳产业化综合利用项目的构思和实践。

  “……看了你们的材料，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业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而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当我们在鄂尔多斯寻访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时，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荒漠化治理领域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园区还是企业，直至乡镇机关，凡是带有治沙标识的机构几乎家家聚集了一批科技工作人员，他们用科技的神力，把企业投入的资本转化为“沙漠创造”。

  2008年，地处库布齐沙漠中的恩格贝建起一批设施农业温室，开始了沙产业试验性生产。80后刘雪芹从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毕业，被推荐参与到恩格贝的合作项目中。一年之后，恩格贝请来的大学生只有刘雪芹坚持了下来。

  观察作物生长情况是刘雪芹一天里的必修课，每天步行往2公里以外的试验大棚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无论风吹雨淋，雷打不动。后来索性午餐和午休都在工棚里解决，免得荒度时间。步入恩格贝的9年里，她全身上下只有一样饰物——一副很少摘下来的墨镜。饱受风沙与日照之苦，她得了无法根治的风沙眼。刘雪芹说：“我的青春没有美过，但是奋斗过。”她率领着二三十人的农友队开疆扩土，还有很多农友被她培养成了技术员，此时正分布在库布齐沙漠大大小小的绿洲里，精耕细作。

  恩格贝生态示范园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试验示范作用。因为“沙漠太干净了”,实验基地出品的果蔬产品无污染、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在市场上有很好的销路。刘雪芹说：“如果我是一株植物，那应该是碱草吧，种在哪里都能活。”

  还有一位“碱草”——张吉树，是亿利集团沙漠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他治沙的工龄是17年。

  库布齐沙漠腹地有个叫独贵塔拉的地方，现在是水草丰美、气候宜人的人造绿洲，闻名遐迩的生态旅游区，而且还是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永久会址。20年前，这里也是“死亡之海”的一角，张吉树和他的团队用“第一生产力”创造出一个个新的治沙方案，发明了“气流法”“螺旋钻植树法”“甘草斜插法”等一项项新的治沙技术，让这里改了天换了地。近20年来，张吉树和他的团队申请了20余个治沙专利，除了沙漠经济植物的栽培外，还有流动沙丘治理、治沙机械设备、盐碱地治理、围藻治沙法等。目前，张吉树的治沙经验已经走出库布其沙漠，被推广到腾格里等其他沙漠的治理，还走出国门，用于治理中亚地区的沙漠，将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和理念沿着“一带一路”向世界延伸。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批“碱草”就已经参与到鄂尔多斯荒漠化治理大业中，他们坚守在枯燥的实验室里、炽热的沙地上，陪伴在一株树、一蓬草身边。他们负重前行，把巨幅“绿”字写在了沙漠上，成为鄂尔多斯荒漠化治理的“加速器”。

  2012年10月，鄂尔多斯高原秋意正浓。中国职业高尔夫球锦标赛的选手和工作人员来到乌审旗赛场，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在这浩瀚的毛乌素沙地上，居然会有江南水乡般的园林风光：10万亩生态公园里，绿色环抱、清风拂面、山清水碧……就在人们陶醉于这世外桃源般的美景时，一家名为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的非公有制企业随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化工企业，缘何与这里的生态建设牵了手？

  1985年12月，伊盟化工研究所附设车间主任戴连荣，来到了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部一个名为察汗淖尔的碱湖科学试验站任负责人。那时，碱湖周边只有94棵树，70%以上的土地被沙丘盘踞，“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沙随风走，不断侵蚀湖面；不治理沙漠就不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不能有一个碧水蓝天的工作生活环境。从那时起，戴连荣就带领试验站全体职工与当地居民共同担起了治沙重担，到2004年，累计投入4万人次，义务植树面积达12万亩，防风固沙8万多亩。

  2005年4月12日，在乌审召工业园区，一项与工业生产不搭界的工程——工业园区生态环境改善工程真正开始启动。工程的“甲方”是隶属于博源集团、专门从事生态治理及林沙产业开发的内蒙古博源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从此，这家原本以天然碱、天然气和煤化工三大产业板块为主业的民营集团公司，又把生态建设重担担在自己的肩上。

  从2004年到2007年，生态公司已多渠道筹资7000万元，治理面积达到13000亩，沿湖5公里的不毛之地已经变成一片绿洲。至此，博源集团“生态与产业互助、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开发新模式赫然立世。

  与戴连荣殊途同归，1988年，王文彪放弃公职，只身来到被当地人称为“盐海子”的哈拉芒奈湖任杭锦旗盐场场长。盐场正处于库布其沙漠的西北部边缘，大风起时流沙不断侵蚀湖面。上任3天后王文彪即决定：每生产1吨盐，便从利润中拿出5元钱，用于盐湖周边造林种树，还成立了27人组成的林工队开始治沙。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树起、风静、沙息，小小的盐场也逐步壮大为亿利资源集团。据鄂尔多斯有关方面统计，此后的30年时间里，王文彪和他的亿利集团共投入生态修复资金30多亿元、生态产业发展性资金380多亿元，发展了千亿级规模的沙漠绿色经济。

  鄂尔多斯市林草局资料显示，目前，在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从事生态经济建设的企业多达80多家，用于治理沙漠和沙地的资金投入达100多亿元。其中，该市仅有的4家上市公司中，除亿利资源集团，还有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公司、内蒙古伊泰集团伊泰生物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加入了治沙行列。

  一个个现代化企业、一处处工业园区与绿色相映成景。如今，广阔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上正铺展出一幅生态与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协调共进的壮美画卷。

  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的中段北缘有一个地方叫恩格贝，1989年，时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裁的王明海寻找绒山羊繁殖基地来到这里时，已经有上百户人家被风沙撵走，只留下了5户半掩在黄沙里的“原住民”。他下定决心，扎根恩格贝，治理沙漠。

  王明海说自己是“穷人治沙”，他只有少数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一棵杨树苗成活得5元钱，各种花费每年都得上百万元。近千万元的贷款要还，债主时时敲门索债。王明海得四处去筹集资金，经常是捉襟见肘。出差北京为了省几十元钱，去住旅馆地下室。职工们的工资只发在账本上。可是创业者没有怨言。就这样，9年后，恩格贝栽活了200万株树木，绿化了10万亩土地，王明海也因此被誉为恩格贝“第一公民”。

  1990年，王明海带领100多人在沙漠里“战斗”，他们的精神感染了很多人，一批批志愿者加入了治沙行列。从五六岁的稚童，到九旬苍苍白发；从普通工农，到大学生、研究生，为了一个绿色的梦，包头、深圳、上海、福建、江苏、东北……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他们来了，在沙漠上留下了一串串绿色印记。此外，植绿的行列中还有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韩国人……到2001年，恩格贝植树300万棵。

  那天，志愿者们共同将一株粗大壮实的高秆杨栽在沙窝里——这是“百万株植树工程”竣工后的第一棵树。

  这是一棵承前启后的树。高秆杨躯干上系着一条红绸，根部则用彩纸折叠的和平鸽绕树摆了个花环。和平鸽，寓意和平、友谊世代相传。红绸高扬，则寓意着恩格贝明天是富饶、美丽、和谐的绿色家园。

  到2021年鄂尔多斯市已形成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生态产业综合体系；全市沙柳、柠条、羊柴、沙棘等林沙产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在第一产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一个多甲子的苦斗，昔日的“死亡之海”“地球癌症”逆转为鄂尔多斯GDP的贡献者。

  这是一方异土。远眺，灰白、紫红相间，在黄土高原独具一景；近看，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遇风则成沙，遇水则成泥，寸草不生。专家则视其为“地球癌症”。在鄂尔多斯，这个“癌”是除沙漠、沙地外造成荒漠化的第三大“魔头”，主要分布在该市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占去了全市面积的22.9%。

  但是，天造万物，相生相克。它的克星就是沙棘。沙棘经历了2.2亿年的岁月沧桑，高寒不惧，酷暑不畏，是唯一敢于挑战砒砂岩并植根其上的植物。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水电专家钱正英就向中央提出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的建议，并得到中央赞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沙产业概念时也说：沙棘是改善国土生态环境的一把钥匙，将引领人类历史上第六次产业革命。

  “脱胎”于伊盟科技处情报研究所的天骄资源发展公司，可谓“沙棘伯乐”，除了它勇于植根砒砂岩的生态效益外，经过不知多少次的调研、考察、分析、研究之后发现：沙棘果中除汇集了目前发现的所有维生素外，还有30多种黄酮类化合物、20多种氨基酸、100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光人体必需的活性营养的东西就有190种。生态、健康、富民，沙棘和沙棘果的这三大价值，严丝合缝地契合了天骄人的初心，天骄人开辟了一条沙棘造福当地农牧民的致富路。

  1992年，天骄人顺利推出了首批产品沙棘汁。公司采取“逆向拉动”的生产方式——无偿为农牧民提供种苗，并签订沙棘果的回收合同，用沙棘下脚料做成有机饲料回馈农牧民。

  对于居住在鄂尔多斯砒砂岩区的农牧民来说，1999年是令他们欢欣鼓舞的“春天”。这一年，国家水利部把伊克昭盟的4个旗县区列入砒砂岩沙棘生态治沙工程建设项目区。伊盟迅速跟进，以每年种植20万亩沙棘递增，沙棘的种植、沙棘果的加工、研发风生水起：

  投资近1亿元占地2.5平方公里的沙棘产业大型加工园区建成，除天骄公司外，又进驻了高原圣果公司等5家沙棘加工公司，形成沙棘原料处理、有效成分提取、食品药品保健品生产等加工体系。沙棘产品不仅销售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些产品还走出了国门……小沙棘托起了大产业。

  据统计，到2018年，鄂尔多斯市已累计种植沙棘面积700万亩，保存面积500万亩，建设500万亩沙棘原料林基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沙棘种植基地。

  “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每亩沙棘的年固氮量约10~15公斤，可防风固沙56吨。据此，鄂尔多斯市每年固氮量增加5000万或7.5亿（公斤）、每年固沙2.8亿（吨）。

  东胜区塔拉壕镇农民刘凤海指着一山连着一山、起伏绵延、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棘林高兴地说：“种沙棘实实在在让老百姓受益了，我们一年能弄个一万多块钱。我累计把2000来亩种了，只要年年能卖钱我就继续种。”

  目前，鄂尔多斯市砒砂岩治理已形成五大技术体系，四种典型范式中，既包括沙棘产业范式，也创造了山杏产业范式、小流域综合治理范式、神东煤矿生态恢复综合治理范式。

  这是一处超世景观——七星湖。它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库布齐沙漠的西部，由七个明镜般的湖泊组成。站在沙山上远远望去，湛蓝的湖水依偎在沙漠怀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加上鄂尔多斯人的发现与创造，让此处沙漠变成了人间仙境。

  2005~2017年，王文彪领军的鄂尔多斯亿利资源集团累计投入17.09亿元，把七星湖打造成为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10万人，营业收入1926万元。七星湖还是库布齐沙漠论坛的永久会址。从2007~2023年，库布齐沙漠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九届，她以库布齐沙漠代言人的方式，呼唤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民众呵护地球，保护生态，防治荒漠化，为人类造福。

  从2002年七星湖建设起步始，亿利集团就把沙区的农牧民聚集于公司麾下，通过组建民工联队的方式修路、建房、绿化、旅游服务等。

  牧民孟克达来家住七星湖旅游景区境内的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的牧民新村，他拥有旅游小老板、生态工人、产业股东、民工联队队长等多种新身份，当年，一家人收入30万元。而与孟克达来同在一个镇，47岁的农民张喜旺则是一位治沙民工联队队长，也是库布齐沙漠的播绿者，一年收入十几万。他带着30余名农民，通过招投标参与到治沙建设项目中。像孟克达来、张喜旺这样的农牧民，在亿利集团就有5820人，带动周边1303户农牧民从事旅游产业，发展起家庭旅馆、餐饮、民族手工业、沙漠越野等业务，户均年收入10万多元，人均超过3万元。

  鄂尔多斯市林业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该市从事沙漠生态旅游企业有11家，近十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实现收入24.6亿元。

  在鄂尔多斯，与七星湖沙漠旅游景区比肩的还有5A级的响沙湾沙漠旅游景区。后者有一奇妙之处，从沙丘的顶部向下滑动时，会响起“嗡嗡”的沙鸣之声。

  沙子是资本，响沙则是品牌，这是当年王文俊踏入业界时对沙漠的“原始认知”。1999年7月，当地政府开始对响沙湾旅游接待站进行重组转制，20多岁的王文俊一举中标，组建了内蒙古响沙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了响沙湾沙漠旅游的开发和探索之路。12年后成功进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2017年，该景区接待游客达91万人，收入超过2亿元。

  七星湖的美，响沙湾的奇，都是沙漠向人类展示的笑颜。有学者说，沙漠是大自然的多样化表现形式之一，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善待它。

  多少年来，鄂尔多斯大地造沙、躲沙的漫长岁月终于在当代鄂尔多斯人手中终结，玩沙、用沙，一个全新的生态理念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又转化为睿智的实践。

  这是鄂尔多斯高原上一道神奇的色彩变幻——由黄色的沙漠变为蓝色的光伏板，再转化为绿色的能源。光伏发电，这是库布齐贡献的又一项“沙漠制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鄂尔多斯一批非公有制企业相继进入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从此，这个市又开辟了“沙漠制造”的新领域，光伏发电就是这里面之一。

  1984年12月，科学巨匠钱学森提出了指导中国21世纪发展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时，把沙产业列入其中。之后，中国科协主席刘恕又总结了沙产业的四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要看太阳能的转化”。随着环境和能源问题的一天比一天突出，我国对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

  科学巨匠的理论指引，国家的政策驱动，库布齐沙漠的年日照3180个小时的含金量，企业家从中感知的是什么？是商机，巨大的商机。

  2007年，也是国家《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的第三年，伊泰集团抢占先机，在库布齐沙漠腹地的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建成了当时全国顶级规模的太阳能光伏示范电站，那时，它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准的首家光伏电站。经过10年的运行，这座50MW光伏电站不仅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为独贵塔拉工业园区中伊泰集团各产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保障，而且在园区形成了“光伏发电+设施农业+牧业”的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了生态修复和绿色种养殖。

  正是看中了库布齐沙漠3180个小时的光能优势，伊泰又以“金沙、蓝海（光伏电站）、绿洲”为目标，规划建设了2GW的达拉特光伏发电场。

  独具慧眼的伊泰集团推倒了库布齐沙漠上建设光伏电站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敏锐的企业家们立即嗅到了它的“市场味道”。

  在杭锦旗独贵塔拉南10公里，有一工业园区。说它是园区，它既无入园之门，也无一处围栏，而是广连四野；园区内，更无一房一舍，一街一铺，而是遍布排排蔚蓝色的光伏发电板。这里就是亿利集团设在库布齐沙漠的生态光伏一期310兆瓦项目，总投资约109亿元，治沙面积7.8万亩，完全建设在未利用的荒沙地上，号称沙漠中的“太阳谷”。

  光、热、电、草、畜、禽一体化循环综合利用，每年发电5.27亿度，同时带动种植养殖业蒸蒸日上，可获利百万元，经济效益凸显。

  租用农牧民未利用荒沙地进行建设，既解决了项目用地，又实现了农牧民增收。采用公司+农户合作制、农户总承包合作制等扶贫产业化机制，项目创造了1700余个就业机会，受益农牧民达1万余人，增加农牧民收入2945万元。

  光伏板遮光挡风，可减少蒸发量800mm/年、降低风速1.5m/s，在板下、板间种植优良甘草、牧草及地被植物，采用微喷、膜下滴灌、渗灌等节水技术，最大限度节约了地下水资源，对比常规沙漠种植及灌溉模式可节约用水90%以上，提高种植成活率30%以上，生态效益持续。

  三大效益联动，让“太阳谷”成为名副其实的“名”片。目前，这个“蒙字号”生态光伏治沙项目以其可复制性已冲出鄂尔多斯，跨越内蒙古，成功输出到河北坝上、甘肃、新疆等受荒漠化困扰的地区。

  1999年10月8日，时任杭锦旗委书记、杭锦旗穿沙公路建设总指挥白玉岭指着刚刚通车的公路作出预言。

  10年后预言变为现实，穿沙公路不仅因其成为库布齐沙漠中绿色长廊而名扬天下，而且，沿公路带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如火如荼。

  杭锦旗，鄂尔多斯市的国贫县，居于库布齐沙漠的腹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还是无路、无电、无水、无通信的“多无”地区。风沙肆虐、一片荒芜，去旗政府所在地的锡尼镇，骑骆驼要走一天；带着一天的干粮去，载着半年的油盐酱醋回。每天早上，睁眼第一件事是爬上房子扫沙子。没见过黄瓜、西红柿甚至豆腐的牧民很多。个别人家是四五口人盖一床被子，三四个孩子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修路！有路才能冲出库布齐囹圄，有路才能摘掉穷帽子。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这份企盼积聚在杭锦人心中多少年。

  总面积1.89万平方公里，其中40%为沙漠；总人口13万，其中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历届杭锦旗领导班子无一不把修路写在决策条目的第一项。然而却时时卡在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上——钱！

  当时要修成一条115公里长的穿沙油路，至少需1亿元。就是修一条普通的三级砂石路，也需4500万元，这一个数字相当于1995年全旗财政收入的两倍多。

  还要等吗？还要熬吗？那一年，时任旗委书记李凤鸣和第十任旗长白玉岭与旗领导班子下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心：苦熬不如苦干！彻底改变杭锦旗经济发展“慢在路上”的窘困局面，彻底改变等政策、等拨款、等机会的懒政思想。

  1993年6月16日，10名勘测设计人员和1名记者在无数人期待的目光中，赶着毛驴闯进了大漠……29天后，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大漠，提交了穿沙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当时，全旗职工已经两个月开不了工资，哪来的钱修路？已任旗委书记的白玉岭坚定地说：如果杭锦旗财政有钱、如果老百姓都有钱，还要我们这些干部做甚了？不怕没有资金，就怕丢了精神……

  白玉岭和时任旗长王玉明自掏腰包，从旗机关到乡镇干部，从城镇居民到农村牧区农牧民纷纷解囊。伊泰、伊化、亿利三大集团公司分别为穿沙公路捐资100万元。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扶贫、交通、林业、水利等部门给予了重点资金倾斜，旗外爱心人士也踊跃捐款……用筹集到的资金组建专业穿沙公路施工队，资金缺口部分，则用义务劳动来取代。

  1997年9月24日，全旗干部职员动员大会第二天，书记、旗长和四大班子的其他领导成员、旗直机关干部纷纷扎营大漠。不久，支书、村长来了，农民、牧民来了，沙柳树苗来了，镰刀斧头铁锹都来了。手扶车、四轮车、牛车马车、链轨车排成长龙，分南、中、北三路开进大漠，施工现场红旗猎猎、车水马龙、排山倒海。

  三度寒暑，杭锦旗举行了七次万人大会战，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七十多岁。与此同时，浩荡的治沙大军则跟着修路工程队一起走。路修到哪里，十几万治沙大军的沙障就扎到哪里，草和树就种到哪里。人们把运来的麦秸、葵花秆、沙柳等材料一撮撮地按照不一样的规格，用双手栽植在公路两侧的无数个沙丘上，就像给每一个沙丘穿了黄的、绿的、褐的各色花格衣服，天罗地网地把库布齐沙漠这条“黄龙”锁住。

  什拉召苏木牧民蒙根背着孩子，每次往返工地要走上100多里的沙路；图古日格苏木牧民巴音几日嘎拉70多岁，不顾儿女劝阻，完成自己的治沙任务之后，还要求多做贡献……十几米高的沙丘，十几岁的小学生，好不容易爬在半坡，大风一吹，只要前面跌倒一个，连人带沙向下一滚，后面的全被“扫”倒，抱着树苗一个压一个地滚落下来。

  3年内，每次近万人自带干粮，住帐篷、睡地铺、吃野炊，硬是一根一根地扎成了2453万公顷的沙障，投入人力70万人次，车辆18501辆次，栽下几百万株树。有人统计过，如果把穿沙公路栽的沙柳一节一节接起来，能绕地球十几圈。

  穿沙公路连通了110国道、包兰铁路、109国道，彻底结束了赛音乌素、巴音布拉格两苏木不通公路的历史，使杭锦旗得天独厚的甘草、苦参、麻黄等药材和农牧产品销售有了出路，为开发库布齐沙漠响沙带、七星湖的旅游事业和更广阔的沙产业提供了便利条件。

  穿沙公路，如同一条黄金通道，绿了沙漠，催生了一条经济带，使沿线数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有了希望。

  一条穿沙路，将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悉数纳入链条，也将库布齐沙漠的绿化速度推向高峰：如今，1.86万平方公里的库布齐沙漠，三分之一都已披上了绿装，年均降雨量由不足70毫米增长到300毫米以上，部分区块地表出现了腐殖质层。沙尘天气次数减少95%，生物种类由十几种增至100多种。

  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布的《中国库布齐生态财富评估报告》对库布齐做出历史性评价：共计修复绿化沙漠969万亩，固碳1540万吨，涵养水源243.76亿立方米，释放氧气1830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价值3.49亿元，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0%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今走进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恰似“相见不相识”：所到之处满目葱绿，一座座现代化小城镇拔地而起。城镇里，厂房、商店、住宅楼、小学校一应俱全；包括“穿沙公路”在内，总长1450公里的沙漠公路向四面八方迅速延伸；响沙湾景区、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银肯塔拉生态旅游区等每年至少7位数收入囊中……

  2017年5月16日，在内蒙古举办的国际防治荒漠化科技论坛上，来自蒙古国农牧科学院教授斯·策仁达希对鄂尔多斯市的荒漠化治理发出感叹：“非常震撼！”同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人员深入鄂尔多斯市专题考察，得悉该市境内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经接近80%，以至于在这里寻找一块连片的沙漠已经变得很困难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巴布也发出与斯·策仁达希同样的赞叹：“中国乃至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从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人沙对抗，到今日的人沙和谐，鄂尔多斯交出了一份荒漠化治理实现高水平发展的世纪答卷。

  杨彦魁，辽宁省昌图县人。《内蒙古日报》政法部原主任、总编室主任，高级编辑。从事新闻采编近40年，数篇作品获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奖。著有《寻找那块“金子”》。

  李马钦，内蒙古达拉特旗人。高级编辑，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曾任内蒙古日报社副社长。曾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全国首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自治区新闻杰出贡献奖。

  潘秀峰，内蒙古画报社高级记者，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内蒙古防治荒漠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内蒙古盈科防治荒漠化科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内蒙古防治荒漠化会国际生态智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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