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悠（Josef Margraf），德国生态学家，致力于西双版纳修复与再造工作13年，成立了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2010年1月26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家中，留下妻子李旻果和两个女儿Linda和Vanda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马悠的先生的墓志上写着，理宇宙生态之系统，解生命景观之玄秘。这句话是他的妻子李旻果翻译整理出来的。看句式的结构，跟司马迁那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颇相似。司马迁针对的是那个时代的史家理想，而李旻果这里做的概括，比历史学可能还要宏大，用来总结马悠这样一位生态学家的毕生努力，实在再贴切不过。

  马悠先生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其父亲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家庭的这一政治身份在马悠先生出生时，已经基本失去意义。马悠先生出生于1953年，这时的慕尼黑在美国占领后，进行着和平重建。慕尼黑的字面意思是僧侣之地，在中世纪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支持者，宗教氛围浓厚。马悠先生的童年，是在严厉的环境下度过，这个未来的生态学家，这个时期正在家庭的引导下全面的学习音乐。马悠的音乐学习一直持续到大学，而他在音乐领域很有天分，在妻子李旻果看来，这位自然科学家的另一面就是大艺术家，而且，在李旻果的字典里，这种艺术家已经超越单纯的音乐技巧，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

  相对而言，马悠先生生态学家的职业和身份是成年后的选择。据说这跟他18岁的一段经历有关系。那时马悠先生给德国一位环保领袖开车，因而接触到了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环保思潮。

  这个时代语境有必要回顾一下。从60年代开始，西方人的思想世界，出现了许多跟工业文明唱反调的声音。比如，在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中，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阐述了一个被现代化农业长期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药的危害。他指出，农药是春天寂静下来的罪魁祸首，会导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而这不仅是自然界的悲剧，更是人类自身的悲剧。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他得出结论，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决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瘟疫，而是一种至今尚被人类忽视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威胁，肇事者恰恰又是人类自己。这本书惊醒了整个世界，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

  1968年，一个罗马俱乐部的成立，成了第一个为解救人类的生态困境而组建的社会团体。这个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组建的组织，列举了5个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其中包括包括人口、生态平衡等，这个组织提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行动。

  进入70年代后，环保主义变成更为密集的行动。1970年美国发起的地球日是当时美国乃至世界集体环境意识中一个显著事件，德国则有自然与环境保护同盟（BUND）等强有力的环境组织，而一个被模糊国界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1971年由12人发起成立。

  对时代思潮的接受，体现在马悠先生的兴趣转向上。1970年代后期，马悠先生从音乐转到生物学和生态学，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德国一所农业科学十分著名的大学攻读热带农业生态学。1985年，32岁的他博士毕业，成了环保主义者中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马悠先生的雨林保护事业十分顺利，作为一个行动派，他把热带农业生态学主张，运用到了菲律宾的雨林再造实践中。在菲律宾他成功尝试了一种叫群落式雨林再造模式，因而被西方媒体誉为雨林再造之父，据说，现在汉莎航空从德国法兰克福到马尼拉的航班上，都还在讲述这段雨林修复的故事。在菲律宾再造雨林的实践，改写了菲律宾的国策和林学院的教材，为此马悠先生获得1997年菲律宾政府总统奖。而他的菲律宾项目，也成了学术界和环保组织认可的生物多样性雨林种植模式的样板。

  在马悠先生之前，人们对雨林的认识主要停留在雨林不可再生这个基本认识之上。这一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并非前人的无知，而是雨林生态系统的确过于复杂，所以通过人工去修复和再造，很难获得原生的生态系统。根本上讲，因为雨林就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一切人的因素介入，都显得过于渺小（当然毁坏的力量并不渺小）。事实上，雨林的存在虽然十分久远，但人们对于雨林的认识，19世纪后才逐步形成系统的知识，而真正理解雨林的魅力，已经是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全面接受系统论等认知方法后才逐步完善起来的（生态学是德国人十九世纪后半期创立起来的学科）。

  1997年后，马悠先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云南西双版纳，他受德国政府委派担任一个德援项目的专家组组长，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开始了另外一个段落。

  西双版纳的雨林从世界范围看，跟东南亚雨林同在一片区域，也是地球上最北端的热带雨林，它是最脆弱的、最精巧的、物种最繁复的热带雨林，它甚至超过菲律宾岛上热带雨林的种群。（李旻果语）

  西双版纳的雨林，从1958年开始，就被政府划出了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但尽管如此，雨林的边界却一直在退却。仅1958年到1962年，西双版纳的森林毁坏面积就达19万公顷（根据西双版纳林业志统计），其中热带雨林的面积无法估算，但数字一定十分可观。而19万公顷的面积，已经接近于现在西双版纳所有国家热带雨林保护区的总面积（总数24万公顷）。

  版纳热带雨林的毁坏，跟橡胶的种植密不可分。50年代初，为了国家的需要，为打破西方国家的橡胶封锁，中国政府把版纳列入了海南之外的第二个橡胶基地。为此，陆续成立了多个国有橡胶农场。为了种植橡胶，60年代大批湖南支边青年来到版纳。而植胶农场线年北京、上海、四川、云南昆明数万名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西双版纳，他们砍倒森林，放火烧了做肥料，然后把坡地挖成台地种上橡胶。

  90年代中期后，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橡胶树的种植面积再度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西双版纳的雨林，陷入重重危机。1997年，作为中国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修复与保护项目的德方专家组长，马悠开始在中国引入学者和政府还知之不多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护理念，例如社区共管、公众参与、传统知识应用、非木材森林小产品NTFP采集等。针对橡胶的泛滥，他督促有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把橡胶种植限制在一定区域。

  在经过无数次的会议，出国考察等等的折腾后，橡胶并没有有效遏制，雨林保护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这个时候，他发现这已经不是他一己所能为的事情。然后他去到了欧盟，做了首席科学家。

  2002年，马悠先生离开版纳到北京任职。在任职期间，他做成了一个欧盟和联合国最大的援华项目，这个项目，叫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凑错到资金总额为5100万欧元，其中部分资金也用于西双版纳雨林保护工作。

  这个项目正式启动是2005年（结束于2010年），但在2003年马悠先生把项目设计好后，他就打算放弃欧盟驻华科学家这一外交官身份。2004年，把各方面资金筹措到位后，他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回到西双版纳，干实实在在的植树造林的工作。

  回到版纳的马悠先生，在媒体报道里，形象越来越清晰起来。一方面，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般的洒脱，在雨林澜山中间，以兰花为友，在爱妻、女儿们的天伦之乐中享受诗意栖居的快意，一方面又苦心孤诣为版纳千疮百孔的雨林寻求一条救赎之道，尤其是他卖掉自己的保险，孤注一掷地在勐腊的老班章建设天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当然他还像一个哲人，试图揭开上帝之手精心设计的雨林世界的玄妙，追问生命自身、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隐秘。

  跟李旻果老师聊起马悠先生，我们不自觉地想到叔孙豹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且用来描述马悠先生似乎很合适。就立功而言，在雨林保护方面，其功自不待言。无论是早期用巨额资金去与当地人合作，进行雨林保护，还是后期，亲力亲为造看得见的雨林，都是对无数同行的支持、鼓舞和感召。他成立的天籽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心目前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树立了一定声誉和影响，更是他留给后来者的一笔可贵遗产。

  就立言而言，他原本就是一个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再经过几十年的雨林保护实践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又统统化为著书立说的热情。而且，他在德国创办Josef Margraf科学出版公司，出版了包括一系列思想先进、颇具影响力的生态学领域书籍。虽是帮他人立言，但也是他另一种立言的方式。

  立德也显而易见。就西双版纳雨林保护而言，他就树立了一个堪称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位成长于1970年代的科学家，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情怀，凭一己之力，试图扭转乾坤，这对无论是在环保界还是其他行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感召。

  自从晚晴以来，旅居云南的外国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有世界知名人物，但那些人很难在道德层面留下什么痕迹，与马悠先生相比，几乎是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