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之后的自觉的劳动热情的必然的表现，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必然的表现”。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劳动竞赛是各国营工业公司工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也是各企业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目的是推动劳动竞赛“真正成为自觉自愿的群众运动，使竞赛逐渐由突击走向经常化，慢慢的变成为劳动群众经常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目前学术界关于年代劳动竞赛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于与之相关的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等方面，缺乏将劳动竞赛作为主题的整体研究。本文以档案文献为依据，对

  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在接管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类企业之后，工人阶级随之开展“清点物资、献纳器材、恢复生产、抗美援朝以及几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深刻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后，以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劳动竞赛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国家建设规划顺利完成的一种方式由此开始萌芽。

  1949年春，为促进生产，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沈阳第五机械厂工人马恒昌带领所在车工一组向全厂发出了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50多个班组的热烈响应，一个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支援前线的劳动竞赛在全厂展开。在竞赛中，马恒昌带头成功革新了斜度板胎具，提高了工效3.1倍。同时，马恒昌还率先提出了“消灭废品，提高质量”的口号，组建了“技术研究会”，并建立了“先检查头一个活的制度”和“三人技术互助组制度”。4月28日，沈阳第五机械厂召开了竞赛表彰大会，肯定了竞赛中依靠技术革新创优质、夺高产的做法，马恒昌车工一组获得了“生产竞赛模范班”红旗，工厂党组织还以“马恒昌”的名字为小组命名。在随后的6个月中，“马恒昌小组”先后改造了18种工卡具，提高工效1—3倍。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市总工会将工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搞好生产密切结合，积极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欢送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校的大会上，留在工厂的工人都表示：“你学好军事技术上前线守住前门，我们在后方搞好生产支援你们”。当时前线军需物资供应任务繁重，亟待相关企业迅速提高产量。因此，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后，以订立“爱国公约”为核心的生产运动在全国推行开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有70%的工人订立了“爱国公约”，积极参加增产捐献运动。其中，上海“诚孚铁工厂陈荣根小组从执行增产捐献的第一天起，组内即开展了竞赛。车工陈荣根和周荣昌的两台车床正好是面对面，他们两人一边工作，一边偷偷地看对方已生产了多少。周荣昌有胃痛的老毛病，陈荣根劝他休息一下，他不肯，说：‘我们多生产一点东西，前线就能多增加一分力量’”。

  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很快便得到全国1.8万个班组的积极响应，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自2月起，上海市总工会发出“向马恒昌小组应战与学习”的号召，要求各级工会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经验，逐步推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开展。而这一阶段竞赛的形式就是发动工人订立“爱国公约”，组织工人互相挑战，开展红旗竞赛，创造新纪录。

  以上海钢铁公司为例，自1949年复工到1950年3月，“公司的账面上始终是负债的，仅利息一项每天就要偿付2500万，工业部的订货也常不能按期缴纳完成”。未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提高产量，于是，上海钢铁公司以“迎接红五月”“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劳动节”为口号，于1950年4月在下属三个分厂开展了以争夺流动红旗为目标的劳动竞赛。竞赛的办法即按照各厂1950年第一季度产量的平均数为一个基数，如果在竞赛中产量超出基数10%以下，超出部分每吨奖励15个“折实单位”；超出基数10%—20%，超出部分每吨奖励20个“折实单位”；超出基数20%以上，超出部分每吨奖励30个“折实单位”，公司再颁发锦旗一面。最终，各厂都胜利完成了任务，超额完成基数的20%—50%不等，而且，通过竞赛还节约了生产原料，降低了成本。如炼钢每吨节省33个“折实单位”，轧钢每吨节省煤46%、电44%。

  5月，上海钢铁公司再次举行了以争夺流动红旗为目标的劳动竞赛，这次竞赛的奖励办法与上次不一样，竞赛的基数按照4月的生产量打九折计算，这样做才能够使职工增加得奖的信心。奖励办法为：产量超出基数10%以下，每吨奖励节省工资的1/2；超出基数10%—20%，每吨奖励节省工资的3/4；超出基数20%以上则奖励全部节省工资。最终，各厂均超出基数的80%—110%不等。

  上海钢铁公司的两次生产竞赛取得了显著效果，“技术改进了，原料节省了，时间经济了，产量空前地提高了”。为此，公司还评选出了17名劳动模范，召开了表彰大会，颁发了奖章并给予毛巾、衣服等物质奖励。公司工会主席感叹道，竞赛开始前，还看不出工友们“对红旗的关心”，但竞赛开始后，随着工人们生产热情的日益高涨，“工友们对红旗表现出无比的关心，天天注意各厂生产数字，自己的工作也更努力了，他们争取的目标，就是夺得红旗”。由此可见，一方面工人被劳动竞赛的气氛所感染，不知不觉都将高昂的劳动热情投入到为荣誉而战的竞赛之中，最终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企业的工会、行政部门结合实际，对劳动竞赛的组织、宣传工作比较到位。

  通过劳动竞赛，工人的劳动热情慢慢地加强，纷纷要求自动延长上班时间或周末义务加班，以增产支援前线。以国营上海电机厂为例，1949—1952年，该厂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效益折合为人民币（新币）依次为6213元、14115.8元、15140元、26721.2元。如果以1949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倍数为1，则1949—1952年逐年增长倍数依次为1、2.27、2.44、4.30。产品成本降幅明显，1952年相比1951年降低幅度为23.79%。产品总产值增长猛烈，1949—1952年产品总产值历年分别为91.95万元、525.28万元、694.94万元、2449.46万元。如果以1949年增长倍数为1，则1949—1952年历年增长倍数依次为1、5.71、7.56、26.64。通过开展劳动竞赛促进了企业增产和节省本金，保障了战时军需物资的供给，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也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分为国营（含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四种，其中，1949—1952年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的户数占比分别为16.5%、22.5%、21.6%、27.5%，总产值依次为5.3291亿元、7.3690亿元、11.1141亿元、17.3649亿元。上海国营工业公司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比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实现了总产值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证明此阶段劳动竞赛成效显著。

  总的来说，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阶段劳动竞赛的特点是：“凭政治热情推动，以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相互团结为主要内容，因此是偏重于加强劳动强度，是突击式的”。但不管如何，就当时条件来说，这种处于萌芽阶段的劳动竞赛“在生产上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开展，先进经验、先进操作法的推广，有力地推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3年，上海在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基础上，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上海工人群众看到国家建设的光明前景而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并迅速形成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

  1953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国总工会）在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召开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即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的同时，号召工人群众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运动，保证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5月，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完成国家建设的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指出：“组织搞好生产的基本方法，就是逐步地引导群众开展劳动竞赛。通过劳动竞赛，高度地发挥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去改善劳动组织，改进生产的全部过程，改良工具和操作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竞赛应“着重于劳动与技术相结合，推广先进经验，发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数量和质量，并注重劳动保护和技术安全”。

  为了将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全国总工会与各国营工业公司工会在总结此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劳动竞赛的程序机制：“劳动竞赛是件大事，是全党的事业，所以劳动竞赛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进行。但是劳动竞赛的具体工作，似乎应该由工会和企业行政来做”；“劳动竞赛的程序一般是：第一，讨论计划（全厂、车间、小组），基层订立合同，车间和小组制订保证条件；第二，推广先进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召开生产会议，解决生产中的核心问题；第三，总结、评比、奖励”。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劳动竞赛必须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工会和企业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同时明确了劳动竞赛所包括的三个环节，为全国开展劳动竞赛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上海国营工业公司陆续开展了以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标志着劳动竞赛发展到以提高技术、学习掌握新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1953年，上海工人开展了以合理化建议、学习各地先进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9月17日，上海市委召开增产节约大会，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市委领导在大会上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在运动中，广大职工围绕挖掘企业潜力、努力增加生产，节约原材料和提升产品质量，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合理化建议，迅速形成了第一次热潮。至11月初，全市增产节约运动全方面进入高潮，还涌现出了朱顺余等251位劳动模范，“陆阿狗小组”等9个先进生产小组和2万多名先进工作者。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的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举措来施行。

  第一，围绕生产薄弱环节，发动工人群众提合理化建议。例如，国营上海电机厂采取了下列办法：一是举办先进经验训练班；二是订立生产合同，互相帮助，包教包会；三是把推广先进经验与建立企业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凡是已经推广的先进经验，必须充实到PROC中去；凡是推广先进经验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应该保证供应。许多工人在学习先进经验之后，“一天的任务不到半天就完成了”。据统计，该厂1953—1955年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数为534件、658件、584件，经审核后采纳件数分别为395件、404件、337件，各年分别节约107054元、109542元、67702元。

  第二，组织生产会议，集中群众智慧解决生产核心问题。例如，1954年4月，为了把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在厂党委领导下，组织干部学习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有关组织生产会议的文件，明确了“生产会议是开展竞赛运动、推广先进经验、改进企业管理的最好的群众性的组织形式”。5月，该厂召开4次小组生产会议，工人共提出了57条建议，做出79项决议。该厂对工人提出的建议立即处理，并认真贯彻执行决议的各项内容，工人的劳动热情不断高涨。5月底，该厂工会与前纺车间组织召开生产会议总结经验，并在6月召开的车间干部学习大会上进行了介绍和推广，使车间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生产会议的重要性。6月，全厂有12个车间针对生产上存在的核心问题召开了16次车间生产会议，工人提出了158条建议，做出有关生产操作方面的决议64条。生产会议的召开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该厂6月增产节约任务的超额完成。当月，该厂完成国家计划的103.18%，产品质量评分的平均分数棉纱为85分以上、棉布为92分以上，不同支数的棉纱断头率相比5月均有大幅度下降，降幅为7.3%—29.9%不等，产品成本比计划降低1.56%（5月比计划降低0.96%）。

  第三，充分的发挥先进人物和先进小组的示范效应，激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上海食品一厂糖果包装车间“徐翠娥小组”认真研究每个工人的操作优点之后，集中加以推广，使全车间产品质量提高80%，产量提高了50%左右。再如，上海大东印刷厂一个排字小组将先进经验进行吸纳总结后规范了操作，产量由每月56万字提高到114万字，创造了该厂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上海市轻工业系统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以来的经验表明：“凡是有先进人物的单位，不论车间或小组，生产上都有不少新的气象”，“先进人物和小组越多，完成计划即越有把握，因为有了先进人物，一般职工就有了具体的前进的方向”。

  上海的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地吸引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参加到竞赛中来，及时交流先进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激发职工积极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缩小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促使工业产量成倍增长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截至1953年12月24日，全市有131个工厂提前完成全年产值计划或利润上缴计划。工业产品产量增长1倍以上的有电力、钢、烧碱、棉纱、轮胎、胶鞋、纸等，增长2倍以上的有机床、硝酸、卷烟等，增长5倍以上有发电机和电动机等。

  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强化了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的计划管理，而且为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提供了保障。然而，这种劳动竞赛的模式仍然是“靠拼体力，加快车速，加强劳动强度，努力的目标还是偏重于产值产量”。这在1953年第四季度的劳动竞赛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后，“病假和缺勤增加了，工伤事故也多了，产品质量也有下降”。由此可见，“靠拼体力”的劳动竞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54年4月15日，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等7人联名向全国总工会提交了建议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这项建议随即被全国总工会采纳，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运动随即拉开帷幕。

  上海各级工会在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并且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引导工人群众发挥聪明才智，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海机床厂劳动模范盛利改进了39种工夹具，创造了3年完成5年工作量、产品质量合格率月均达到99%以上的优异成绩。华通开关厂切削能手丁杏清通过技术革新，创造了提前16个月完成5年工作量的成绩。

  在这场技术革新运动中，上海加强了对工人的技术教育，技术人员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上海总工会组织技术人员利用自身的技术专长，通过“技术讲座”“先进生产者学校”“业余技术训练班”等不同形式向工人传授技术理论知识。同时，技术人员还与工人密切合作，一同探讨解决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例如，上海电机厂技术员徐某在试制苏联和捷克两种型号6千瓦电机任务中，负责设计工具和夹具的工作，他带领全组工人不断进行钻研，使设计出来的140种工具、夹具中有40多种能通用于苏联和捷克两种型号电机，为国家节约材料与人工费价值达5亿元。

  1954年9月，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召开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议，会议批评了此前不根据企业要求开展劳动竞赛的偏向，提出“企业要求什么，赛什么”。此后，劳动竞赛的目标除产品产量之外，还包括安全生产达标率、节约原材料等内容。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在制订保证条件、推广先进经验、开设课题、开展合理化建议、实施奖励等方面也探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例如，上海25家国营棉纺织厂、印染厂和55家公私合营棉纺织厂、印染厂，在贯彻执行1954年《国营纺织企业劳动竞赛评比奖励办法（草案）》后，总结出五个方面的经验：一是评比依据要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在不同时期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一项或数项重点指标，确保劳动竞赛目标清晰、集中精力攻坚克难。二是跨年、跨季连续计算竞赛成绩，能鼓舞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克服以往“一月完不成，一季没信心”的现象。三是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帮助落后追赶先进，提升公司的管理上的水准。四是提高奖金额度，防止奖金平均主义现象的发生。五是简化竞赛评比程序。这些经验均有助于劳动竞赛的进一步开展。

  这一阶段后期，劳动竞赛慢慢的变成了充分的发挥工人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上海国营工业公司举办劳动竞赛的次数也日益增多。工人在思想上对劳动竞赛有了较深的理解，认识到竞赛的目的是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扭转了此前单纯“靠拼体力”的偏向。

  1955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发布，号召全国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百倍奋发地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9月，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召开二届四次委员扩大会议，提出“学习先进，提高一步”的口号。为响应这一号召，上海市的先进铸工、车工，先进纺织工人、轻工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先进公共交通汽车运输职工，分别提出了把生产搞得好一些、快一些、多一些的各种倡议。上海各企业的干部热情地支持这些倡议，领导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做出响应倡议，并陆续在全市各行业、各工种开展了响应先进工人倡议的运动。“找差距，比先进，推广和学习先进，很快成为大多数厂劳动竞赛中突出的群众性活动内容”。由此揭开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生产劳动竞赛高潮的到来。

  1955年末到1956年初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给全国各条战线的职工以极大鼓舞，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推动力。1956年2月，全国总工会召开七届十次主席团会议，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倡导，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新的高潮的出现，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各级工会组织必须站在社会主义竞赛新高潮的前面，深切关怀和爱护新生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积极地支持先进生产者的创举，大力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为此，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是适时的、必要的，是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决议还就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指导思想、原则以及评定授予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为推动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开展，同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赖若愚在会上作了《把先进生产者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的报告，指出：“在目前的社会主义竞赛中，涌现了大批的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这些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都是以创造性的劳动突破定额、创造新纪录、节约地利用国家财富的榜样。根据今年三月以前的统计，上海涌现出了五万多名先进生产者……这些先进生产者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议，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对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赖若愚在报告中肯定了上海市在劳动竞赛中取得的成绩，表明上海的劳动竞赛开展得很好，涌现出大量先进生产者，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上海为先进生产者的诞生提供了保障机制。例如，为鼓励广大职工争做先进生产者，1956年，上海市轻工业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授予“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先进单位”称号和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以奖励先进，树立旗帜，巩固并发扬职工劳动热情，鼓舞职工争取做一个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为此，《奖励办法》对评选条件、评比时间、评奖机构、评比方法、奖励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生产工人获得“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需要7个条件：完成国家计划；学习先进经验；学习技术、提高技术、掌握新技术；创造发明；试制新产品与采用代用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爱护机器工具。奖励方式包括“荣誉奖”和“物质奖”：在一个季度中，符合奖励条件者，授予“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并将事迹登在“光荣榜”上，同时根据成绩发放奖金；连续两个季度或三个季度获得光荣称号者，将事迹记入“光荣册”并登在“光荣榜”上，同时发给相应奖金；连续四个季度获得光荣称号者，则由企业授予奖状，并可提名市级劳动模范候选人。这一做法既是对先进生产者的高度肯定，也有利于推动先进生产者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促进了劳动竞赛的深入发展。

  此后，先进生产者运动很快在上海各产业普遍开展起来。不到半年上海就有2.56万人制订了互帮互学合同。经上海各级工会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在个人与个人、班组与班组、车间与车间、厂与厂、同工同业之间开展了劳动竞赛，努力增加生产，以优质、低耗、高产的实际行动，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杭佩兰、潘阿耀、裔式娟、朱大仙等都是在此时期的劳动竞赛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劳动模范。

  1956年8月20日，赖若愚在全国群众生产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竞赛的组织工作，就是要在组织上、制度上保障在竞赛中贯彻群众路线。过去我们把竞赛程序说成三、四个，这不是绝对的。最基本的精神是要保障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注意一般的程序，但更重要的是有事要和群众商量、研究，尊重群众的意见，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再坚持下去”。确实，此阶段上海各国营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注意发扬民主，各企业工会分别召开了车间、科室及厂际劳动竞赛的经验交流会，经过技术研究和业务分析，解决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举措使广大国营工业企业职工在劳动竞赛中受到了切实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竞赛“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这种民主的交流方式，既尊重了广大职工的意见，成功实现了对广大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利于劳动竞赛的深入发展，增强了广大职工的集体责任感和劳动积极性。

  1949—1956年，上海国营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经历了萌芽、发展和高潮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劳动竞赛都确立了一定的目标和任务，在各级领导机构和广大职工的密切配合下，每个阶段的劳动竞赛都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果。

  随着上海国营工业企业劳动竞赛的深入发展，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日益高涨，尤其是1956年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开展，上海工业系统的职工几乎全部参加到争做先进生产者的劳动竞赛中来，形成了劳动竞赛的高潮。以上海市纺织工业系统为例，1955年仅有8个厂参加厂际竞赛，1956年便增加到100个厂。1956年，上海“棉纱标准品率国营厂平均达88.71%”，较1955年提高了17.69%。其中，粗纺毛织品一等品率平均为97.18%，较1955年提高了4.3%；精纺毛织品一等品率平均为97.52%，较1955年提高了11.12%。

  由此可见，劳动竞赛既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热情，提升了产品的质量，也有利于公司制作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的劳动竞赛成效显著，这既与各级领导机构的正确领导有直接关系，更离不开广大职工的密切配合。在劳动竞赛中，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劳动竞赛的号召。1956年，上海市重工业局参加劳动竞赛并进行评比的国营工业公司有1421家、71779人，占职工总人数的47%左右，其中有17795人得到了奖励，约占参加评比总人数的24.8%，被授予“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3061人，约占得奖人数的17.2%。通过评比和奖励，职工的创造精神被进一步激发。如上海新丰电机厂模子车间，组长徐某“为了赶先进，在评比过程中改进了冲眼位开关，弹簧圈模子和撬动舌片模子，不仅提高产量49倍、60倍，还提高了质量，当年他也获得了先进生产者奖章”。上海工人群众在劳动竞赛中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不仅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且也为国家创造了宝贵的财富，实现了广大职工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在劳动竞赛中，上海国营工业公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联系、沟通制度建立起来，如企业科室联系制度、生产会议制度等，从而加强了内部的沟通与交流。例如，1956年第二季度，上海纺织工业局所属勤生织布厂存在产品跳花、次布多的问题，后来经与科室协调沟通，在生产会议上集体分析了造成跳花的原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使跳花造成的次布数量显著减少，由5月的42锭次布降低到7月只有7锭次布，产品合格率直线上升。通过这些制度，国营工业公司内各部门联系更加密切，沟通渠道更加顺畅，有助于各部门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各企业还建立了交接班制度、成品检验制度、机械定期检修制度、先进经验推广制度、奖励制度、请假制度等管理制度。以先进经验推广制度为例，国营工业公司工会一般通过技术观摩会、技术讲座、劳动模范巡回展示等形式在上海甚至全国传播先进经验。这一措施有效缩短了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树立起各企业学习先进的风气。此外，随着劳动竞赛的开展，其他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在劳动竞赛的热潮中，很多私方人员目睹了国营工业公司职工忘我的劳动热情，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功，在企业改革改造中改造自己”。例如，上海益兴织带厂私方人员在劳动竞赛中创制了一种自动牵经车，减轻了劳动强度，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奖励。上海黄浦区内衣厂私方人员在劳动竞赛前每天上午九十点钟才到厂，对产品出厂检验不重视，参加劳动竞赛后，能准时或提早到厂，且非常重视产品出厂检验工作。1956年第二季度，在上海市重工业系统的劳动竞赛中，有173名私方人员获奖，其中有40人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评比奖励活动对鼓励私方人员参加劳动竞赛，发挥其在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性以及进一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上海恒新机器厂私方副厂长童某得到上海市第一重工业局的奖励后，受到了很大鼓舞，回厂后同公方厂长讲：“这次会议（颁奖大会）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对国家没什么大的贡献，但国家却给我奖励和荣誉”；“今后要很好地学习，搞好企业，改造自己”。

  开展劳动竞赛是中国工人群众的伟大创举和优良传统，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之一。1949—1956年，上海国营工业公司的劳动竞赛，顺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要求，竞赛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水准慢慢地提高，充分调动和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彰显了上海工人阶级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而且为推动“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促进工业建设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刘岸冰，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20003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